古今科举制，教出两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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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教育一词刚问世时，与考取功名没什么关系。秦汉时代的谋士基本靠熟人推荐，所谓“举贤”，因此，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刻意地把受教育程度与功名结合起来，大多数人努力读书，还是出于为国效力。他们仍秉承着“学以致用”的观念，并有“良禽择木而息，良臣择主而侍”之说。也就是说，那时的教育理论还没有与实践脱节，在孔子教学的过程中，甚至把学和用统称为教育，据传，他在说教的过程中，一边提问、授业，一边和学生们游历观察，从事物中验证、感悟所学。他丝毫没有离开现实而只讲理论，在实践中“见招拆招”，他的学生当然没有一个是光说不练的“高才生”。
    又比如三国时代的孔明，未出茅庐而三分天下，如果按现在的观念：一个只闭门读书、两耳不闻天下事的书生，怎么可能“观堂下之阴，则知天下之寒”呢？
    然而，诸葛亮的学问可不是冒牌的，他就是不用出门也可以广知天下大事，分析政治格局，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教育本身就与实践为一体，比如《孙子兵法》，只要理解了就能拿来用兵；比如《论语》，只要掌握了就可用以治国；比如《道德经》，只要精通了就可用以修身养性……更重要的，是老师在教学中贯穿着“用”的道理。就算是教习武术，也主要是以拆招和散手的使用方法为主，而不像今天的花架子。
    “花架子”理论
    反观今天的教育方式，比起古代来要显得相对滞后，许多学生不爱读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实现脱节”。比如语文，学了那么多课文不过是在总结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或是多学了几个单词、生字，你问学生们从中学到了什么待人处事之道，特别是如何运用于家庭关系和同学关系，恐怕没有几个说得上来，就算是老师，他们之中又有几个明白“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
    还有数、理、化、史、地、政、生……哪一门让学生听讲后即可运用于生活？并在运用的过程能够体会实现自我价值的成就感？因此，他们只是在家长和学校的暗示下把一张张考卷成绩作为唯一为之努力的动力——你们只要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背就行了，格式统一、答案统一，至于为什么，你们不必多问，如果哪个敢挑战于这种模式，很有可能会被打上“不误正业”和“不成熟”的标签，甚至被淘汰。
    所以，这种动力本身就是强加和空洞的，与人性（本能兴趣）毫无关系，因为人性的本能是实现自我，是让自己，包括自己的所学有用。但当孩子们真的被迫认为成绩就是一切时，便只能照本宣科、纸上谈兵了。所以才有那么多大学生在即将走入社会时感到困惑，才有那么多获得学位者到工作岗位上不能胜任，也才会有那句话：“学校所学和社会是两码事”的无奈。
    而在古代，学堂和社会可没有存在着实质性的分歧，如果有，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不存在力不从心。比如现在高中课本里所学的《劝学篇》，荀子所有的理论都以自然现象为依托，全然没有离开过现实生活，这使得他的理论颇有说服性，也极能为人所接受。因此，在唐代以前，学问就是生产力，广学博文者必是国之栋梁。那时不会有眼高手低和高分低能者，如果老师看到哪个学生光说不练，任凭他文章锦绣，口若悬河，也肯定不会让他毕业，不会让他走入社会。
    科举制
    武则天首先创立了选举制，他让天下举子有机会做官，本质上，是让教育成为政府行为。这一举措对唐代以后的社会发展起到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但同时，也使得教育成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名利竞争。
    科举制一般分为三个等级，第一步是乡试，参加乡试的人统称为童生，中榜者被称为秀才；各地的秀才会云集州衙贡院，成为贡士，中榜者被称为举人；举人们入京赶考，被称为举子，中榜者被称为进士。成为进士者，一生不愁吃穿，不是被纳为附马，要么就先在某部实习，一旦有机会露脸，便会青云直上，封官加禄。因为他有“文凭”，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学位，只差个社会实践，所以先做个“部长秘书”，只要熬到年头，自然能够出人头地。这，就是科举制下的修身，严格说来，这都是男人的事情。当然，武举也要经过上述过程。因此，岳飞一路过关，成为武状元，实在是不易！
    修身后，方可齐家，也就是“有资格成家”，因此皇帝选附马，也都是在举子们考完后，点头名进士（状元）做成龙快婿——这就是考取功名的好处，不仅进了“保险箱”，而且皇帝亲自养你，还很可能成为未来的国舅。就算是乡试中榜的秀才，在县衙的公堂之上也可免于跪拜，且在乡里人人拥戴，乡里凡有大事，秀才可与县长共议。而一个童生之首，便可受到地方官僚和百姓的共同景仰，因此才有了那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现代科举制
    科举制这一习俗，一直延用至今，已经走入了它本身的极端，严格说来，它已经不太适应现代社会如此分工细化、强调能力的需要了。然而，过去的四书五经变成了现在的数理化，考取功名成为了现在的高考。而古代的四书五经主要在讲做人、治国之道，而全社会都在奉行此道。因此，就算学生再死啃书本，进入社会后也不会吃太多的亏。而今，课本里全是极抽象的概念、理论，各科几乎没有“修身”的内容，而修身，也就是作人，是言传身教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老师本身不具备修身的素养，学生们也只能跟着他老人家纸上谈兵了。因此才会强调所谓的“为人师表”。但为人师表的主要工作是品行的端正和心态的健康，而这些都须通过课本中的所学内容加以诠释，学生们就会从实践中悟出做人的道理。
    比如教师教孩子们遇事灵活，不要固执，可以在讲解《郑人买履》时体现：“那个宁肯相信尺寸，而不用脚试一试的人，是多么顽固和守旧！那么，我们遇事时，是不是也只是相信以住的经验，墨守成规，而不去亲自尝试呢？”在学习文言文的同时，孩子们悟了道，懂得了与时俱进、适应环境和勇于实践的道理，这就是学以致用。那么此时，学生的思维被打开了，再让他们写作文肯定不是一件难事，按此方法教育下去，长大后处理问题也有了自己的方法。
    “教不严，师之惰”，这个严，不仅指严格，还有运用的意思，因为古代把能否学以致用当作成绩的标准，也就是“所学一切必须用实践来检验”。而如果运用不上，就是老师的过失——在《三字经》里已经把师责明确得清清楚楚！而现在，有几个老师为学生将来能否学以致用负责，他们的兴奋点全在班里出了几个高考状元和高考率上。
    如果教育再不侧重能力的培养，那么后遗症就不仅表现为许多大学生的眼高手低和力不从心了，就算他们到了工作岗位，就算他们成家立业，他们的生活质量能高吗？能充分胜任本职工作吗？能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与周围的同事保持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吗？能既正派，又灵活地处理创业中的诸多琐事吗？其实上述问题，本来都应该是教育过程中早该完成的素质培养，孔子在教学中主要就是培养学生们处事为人之道。如果连这些“本能”都不具备，那么就算举子们的成绩再高，学位再牛，不也只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吗？到头来，耽误自己，也损失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