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界向教育界“发飙”的能否推动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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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教育会议上企业家向教育界“集体发飙”》的文章，内容提要如下——

　　一面是毕业生为工作难找发愁，一面是企业感慨招不到人；一面是学校不断开设新课程，一面是企业埋怨学生动手能力差……日前，在上海财大举行的“中国企业界参与教育改革的必要性”研讨会上，十多位企业界代表对现在的毕业生提出不少建议，呼吁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而教育界人士也对此坦率回应，国内的教育的确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了。

　　现场：企业对现在的毕业生满腹怨言

　　在会上，上海百联集团监事长顾叶飞指出，不少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员工在他看来并不合格，“他们的表达能力太差，不知道怎样和同事沟通，可能在学校里从未接受过相关的训练；他们的文字能力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写应用文，写字完全用电脑和打印机代替……教育真的不改不行了！”

　　上汽工业教育基金会培训中心副主任蒋建华也认为，现在不少高校在应用学科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上，和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一方面课程内容范围太广，重点不够突出；另一方面教师也往往缺乏实践经验，这也影响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如果说企业要参与教育改革，那么原动力就是招不到人、留不下人！”上海技鸿职教服务董事长凌海明在会上表示：虽然现在就业形势不好，但求职者的择业态度也有问题，企业对于中职学历人才的否定，往往不是因为技术原因，而是职业素质，“我们曾参与过一家企业求职招聘的全过程，最先有200多名学生听招聘讲座，但坚持听完的却不到一半，后来有20人参加了面试，10人被录用，但是只有3人到岗工作。几天之后，这仅存的3人又全部走光了！”凌海明说，现在不少企业判断一所中职学校的好坏，标准就是“学生是否会跑”。因此，加强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和职业态度教育，应该是中职教育里面不可缺少的一块。

　　调研：近七成企业对教育现状“不满”

　　会上，财大全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郭玉贵教授领衔还发布了一份题为“基金会与企业推动教育改革”的调研报告，其中显示，企业并不缺乏支持教育的热情，但是他们希望能早日进行有效的教育改革。

　　调研者对上海、苏州、北京和广州等城市多家很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了调研，并回收了30份问卷，其中上海企业占到了2/3。这些企业中，只有2家企业有自己的独立的基金会组织，但是与此相对的是，有近80%的企业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教育事业有过支持，支持的形式多为捐助学校、资助贫困及优秀学生和教师等。

　　绝大多数的企业都认为，企业的发展与教育有一定的关系或有很大的关系。然而，有60.9%的企业对我国目前的教育现状表示“比较不满意”。分别有47.8%和43.5%的企业认为教育改革“很有必要”和“比较有必要”，只有8.7%的企业认为“没有必要”。

　　对学生能力满意度方面，调研者针对学生的专业知识、操作技能、交际能力和心理素质等14个方面企业的满意度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学生的多项能力和素质方面无法完全达到企业的要求，大学毕业生各方面的综合能力亟待提高。

　  评论：“教育工厂”生产出的产品何以不合格

    如果学校无法为社会输送合格的人才，就相当于商场得不到合格的出厂产品。可又不得不拿些商品来充斥货架，结果是：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被顾客买走，回家不能用，到头来埋怨商家，使利益双方失信，造成恶性循环。

毋庸置疑，这是教育的误区，可教育部门在三十年前可谓万众瞩目——刚恢复高考时，多少青年从各地疯狂地赶往考场，说是为了考取功名，实际上，他们是为自己的一生兑现一种久违的承诺，而大学校门是唯一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承诺的平台。

    那时的教育机构，就是观音菩萨，它救了不知多少位踌躇满志的学子，让多少怀才不遇的人有了重生的机会。而也因为如此，学历便被推到了皇帝宝座上，所有人都推举它、崇尚它，所有单位、企业、个人、家庭都以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文凭）作为生命的标签，“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充斥着全社会——其实，对现实而言，它不再是儒家的教条，而是文革后对教育破坏程度的反弹。

    那一代的家长，所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在参加工作时得到过同样的待遇——学历可以决定你的职位、工资标准、以及领导和同事对你的印象。这些可都是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资本呀，因此许许多多的家长，在成家立业后仍然要去补课，其实，他们不是在学东西，主要是在补文凭，为自己的待遇增加一些砝码。

    进而，他们会将这种“学历=生活”的生存经验传递给孩子，毕竟，这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体验来的安全感，也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天然地要成为孩子们的压力——他们也要为家长的不安全感负责，所以几乎所有的家长，都会在孩子还没有进入学校的时候就去为他们报一些特长班，进入学校后，更是要择校，关注成绩。后果也当然是剥夺了孩子的童真，使孩子们失去了创造力和主动性的能量。可这难道也是家长的错吗？

    多年来的应试教育，与文革后教育的振兴有关，因此严格上说，也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比如数理化、史地政，这种明显的、老化的、被无数人恪守的文理分科，让学子们一旦进了课堂，便与现实社会的发展分离，外面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对这几门课的成绩负责。

    外语，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时髦的东西，它是跟着外企走的，是跟着向西方学习走的，每个人都要看外语成绩，似乎每个人都必须接触老外，必须向西方学习，而且要进外企，那么一些外语一般，但其它科目突出的学子，便永远没有机会成为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或国学家……，因为他们因为外语成绩不佳而无法进入大学。

    语文也总是在做同三件事：生字解词、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背诵。这种每天要重复进行的模式化让学子很难对国文中的深义进行探究，很难体会和享受那些文学大师们当年的心灵感悟，因而不会有什么创意性文学作品在这些学子中出现，畅销的文学作品也只是一些异类的痞子文学或武侠作品，其实，这种逆反与脱离实际的创作之所以畅销，也是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对语文教育模式的一种无形反抗。那么，语文一定是这个教法吗？中华千古的文化精髓，该由怎样的方式传承下来？

    这不光是老师的素质问题，因为老师们也是被这样教出来的，问题还在于：考试就考这些，你再有创意，对不起，不加分，不按格式来还减分。一下子束缚了学子的思维，那么，诺贝尔文学奖永远是个天方夜谭。

    为什么中国人一旦出国就能出来几条龙，老实说，中国人的思维“不差钱”，就是教育体制中陈旧的束缚太多，导致学子无法自由创意、发挥，一个分数就可以拿住你，而将来的饭碗又与这分数有直接关系，哈哈，为了活着，家长们出只能定做孩子，老师们也只能将政绩的压力溢出给学生，一句话，孩子不仅要为家长们的安全感负责，也要为学校的政绩负责，那么，他们又如何为自己的将来负责？

    无奈，也无力与这种束缚较量，家长们能做的，也只能是用严格要求把孩子们绑在家里，学校再用铺天盖地的作业和考卷将孩子拴在教室里，所有的鸟都飞不出去，到处都是笼子，那么将来到了社会上，一旦放出去让它们自由飞翔、自己觅食，也就难上加难了。

    结论：教育体制改革，应该本着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原则

    其实，中国的高考制度或教育资源分配应该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各省或各地区应该本着培养人才、顺应本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的理念，有计划地发展自己的教育产业。

    比如据报道，湖南首先在高考制度中不分文理科，因为它是文化大省，也是轻工业发展基地，加之长江中下游地区独特的区域特征，应着重发展城市建设、文化产业以及科技产业等，因此，它应该以广泛地吸纳人才为主，在教育模式上放宽政策，培养综合性人才，着重于管理、创新、金融等，这种人才不可以过于在文理分科上教条划分，必须左右脑不分家，既有组织能力，也有分析能力和动手能力，还要具有创意性思维。

    可针对其它一些地区的具体情况，文理科目也许分开会比较有利，总之，各地应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而采取措施，不应该，特别是在教育上不应该一刀切。毕竟，这么大个国家，各地发展水平都不同，复合型、现实性人才都要从受教育中选拔。让农业大省的人才多成为水稻专家，工业大省的人才多成为创新高手，科技大省的人才多成为科学家……，使人尽其用，学有所用，学子们受到家乡的栽培，学成后衣锦还乡，再将所学贡献于家乡，情感和才华全部兑现，那么学子们的学习也就有了目标，家长也会支持，学校也会真的有了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