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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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接到编辑的电话，不用问肯定又是约稿子，对待此类事情，若没有原则问题我一般都快很痛快地答应下来，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交卷”。可此次电话，编辑在交代完正题后，给我提了个意见：您能否在咨询个案的结尾告诉读者该怎么办，因为有一些读者打来电话，说您的书和文章中，分析和解剖得都比较透彻，但他们就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比如孩子爱偷钱、撒谎，您已经把他的心理分析得相当好了，可下一步家长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吗？

    我知道现行的心理咨询的惯用方式就是为案主（统称“咨客”）支招。但通过亲身体验心理治疗，从这条路上一路走过来的我，当然清楚地知道：就算是告诉案主该怎么办，过几天，或几周，最长几个月，肯定会“旧病复发”。因此，支招无异于“隔靴搔痒”，基本起不到去根的治疗效果，而且这不符合中国传统医学的治病原则。严格说来，对心理问题并没有起到真正的治疗效果。

    但就连报社编辑都不适应我这种“剖根问底”的咨询方式，于是我开始反思：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受众普遍习惯于“隔靴搔痒”呢？

    因此，我又开始“剖根问底”，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上找答案，毋庸置疑，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一下子又让我顿悟——原来，从汉朝到现在的两千多年里，统治阶级已经多次以各种方式强化百姓不要去分析、去判断，只要去听，去做就可以了。

    不是吗？大到历朝的“八股取士”、“文字狱”、建国初年的“ ”……，小到家长要求孩子的“听话”，学校的“应试教育”……不都在宣扬着一件事：放弃自己的创造力吗？那么，这样一代代下来，伴随着“听话才是好孩子”的暗示长大成人的所谓“成人”，自然是不太习惯主动思维，他们太习惯于“手把手”式的交流方式了，特别在处理心理及教育——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由于缺乏主动思维能力（自信），当然会表现出手足无措。

    这就势必导致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无法对自己及家人真正的负起责任，便将责任推诿给环境（社会或他人），这就是盲目依赖，依赖的对象可能是心理医生，也可能是学校、幼儿园、单位、领导、老板或社会其它相关部门。当这种依赖成为社会共识，即大部分人都不自觉地承袭着这种惯性时，责任就会相互转嫁，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就会成为彼此不负责任，或推卸责任的关系。

    然而，这一切在我们当中许多人的“人之初”时就已经注定了。心理咨询中的需要支招，只是其中的一项表现形式，其实，这种心维方式已经体现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早已经习惯于把自己的不幸看成是环境的不良，把孩子的问题看成是幼儿园和学校的事——把孩子的未来寄托于学校级别，所谓的“好学校”周围，房子好卖，也会租个好价钱。可家长们不知，这种做法，无形中给孩子形成一种经验：我的命运决定于环境，而家庭关系是次要的！进而他们会得出：凡事取决于环境。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会形成事事依赖环境的经验，因为这经验是父母传递的，因此不会有错——无形中，我们仍在尽量做一个好孩子，一个听话的孩子。

    而当我们的孩子长大后，也许，他们也会向我们学习这种待人处事的方法：善于依赖环境，这环境也许是组织，也许是领导，有人会说这是好事，但反面呢？他也要把不如意的后果推卸给这些环境，进而无法对自己负起责任。小到恋爱、婚姻，大到成家立业，都要指望对方，或家长，或老板，或政策，或与之无关的他人……

    从心理咨询中，我看到了太多“听话”的大孩子，他们虽已为而立或不惑之年，已经为人父母，可他们真的长大了吗？他们的主动性哪去了？这就好比已经告诉他们哪个字写错了，对不起，还得教会他们如何查字典、找到正确的字。这不正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吗？那么，即使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人际关系等得以暂时调整，他们也只是“写对了一个字”，以后呢？生活是由多少个字写成的？进而，难道用简简单单几个字就能说清楚的吗？

    孔子说：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诣在最重要的是掌握捕鱼的方法，那么无论你今后遇到什么问题，都会自己处理，特别是家庭问题，一定要学会主动改善和调整，其方法只有一条：调整自己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