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分子为何不会推销自己

admin

                                                                                                                                                           一
    我一直困扰于自己的才能无缘得到发挥，这似乎是怀才不遇，或生不逢时。然而，周围一些同行都比我会推销自己，而且和那些培训商大谈价钱，相比之下，我就显得比较文邹、腼腆了，如果不是媒体的推崇，很可能自己不会为人所知。可我自知能力并不输给同行，却为什么在茶壶里煮饺子呢？
    多年“内观”的习惯，已经不会再让我抱怨环境，我会自觉地往自己内心看，寻找性格上的原因。首先，我借鉴自己对书的兴趣，因为我已经出版了八部著名。从中，我发现自己与编辑沟通时没有障碍，在许多人看来高不可攀的出版，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又交了些朋友，只不过我要尊重这些朋友，遵守人家的规矩，尊重人家的劳动。是呀，人家选中我的稿子，就是对我的认可和尊重，那么我有什么理由不以同样的诚意去面对呢？
    因此，当编辑部每次开会研究我的稿件后，都会告诉我修改意见，我也都会不厌其烦地执行着出版社的会议精神。写一部手稿，一直到出版，大概是写稿四到五倍的工作量。而正是这种态度，保证了我的书稿一经完成就会有编辑“登门”，使得出版事业一路顺风。
    那么我对培训呢？态度的确有所不同，首先，我不希望别人对我的讲课指手画脚，也不同意修改课件、教案。在我看来，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他们根本不懂，特别是潜能开发和心灵成长、亲子教育方面，连他们都没有成长，孩子都教育得一塌糊涂，还有什么资格点评我？
    啊哈，我找到了！我对培训商和出版商的态度截然不同。可这是为什么呢？
    为此，我进入了更深的内观、觉察……晚上睡觉前，我“看见”自己五、六岁时坐在小院里看着小儿书，画着图画。外面的小朋友在追逐打闹，好象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妈妈不让我出去，说那些都是野孩子，和他们玩会出危险。当然，我认定了妈妈的话是对的，而且自己要作一个听话、懂事、不让妈妈操心的孩子。
    是的，我做到了，大人们都夸我是个小大人。妈妈为了证明她严格要求的成果，经常把我的作品呈现给那些叔叔、阿姨。我得到了赞许，于是我把“作品+听话=成功”记忆在我的经验里，成为后天出版的缘分。因此，我今天也写，也画，并且听出版社的话，所以我也会成功。
    可是，我不能从小院里出去，否则我就不是个听话的孩子，因此，我无法把自己的作品和才华展现给同龄人分享，更不可能交换意见或礼物——于是到了今天，我仍然不会推销自己，不会交易。
    由此我记起了前一年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培训界的前辈非常欣赏我的课程内容，就安排我到某地讲课，几堂下来，当地教委和家长的反馈都特别好，我高兴地取到稿费回来，久久沉浸于成就感的喜悦中，并继续深化我的课程内容，希望他们再请我去讲。可过了几个月，我没有得到任何下文，讲师的身份又无法让我低下头来询问。奇怪呀，明明讲课效果显著，为什么他们不再请我了呢？
    直至现在我才明白，因为我只把目光盯在了讲课本身，没有把它当成一种互动的行为。也就是说，我对主办方一点回报也没有，而且一旦找到感觉便得意洋洋、目中无人。对，是目中无人！我自己吃了独食，对请我出山的伯乐连起码的谢意都没有表达，我没有尊重他们的付出，人家当然拒我之门外。而这种思维模式，早在我童年时期就已经形成了。

                                                                                                                                                          二
    由此我想到，有些同行，甚至在学术界颇有名望、造诣很深，和我沟通时，也同我有相似的感受。这些同龄、同行，和我一样，大都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我们的父母都是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维被禁锢于主客两个方面。主观方面，他们是长在红旗下、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他们眼里，一切生意行为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所以他们的知识是被计划经济定做的，并以红宝书包装；他们被分配到各大科研院所，他们每月拿着固定的56.5元，有的一直拿到退休——这笔钱保证了他们全家稳定的生存下来。
    客观方面：计划经济和大锅饭，以及全社会共识的无私奉献。
    他们的思维中，严格秉承着“公事公办”的原则。如果出于私人利益而办公事，那简直就是违背信仰，该灭门九族。因此，他们不收礼，更不可能送礼，在他们看来：有事就拿文件，找人就到单位。
    于是，他们生育子女后，便把自己的生存方式贯穿于教育之中，他们仍然不让孩子出门，不许自己的孩子和野孩子玩，最好也不要交换礼物。在他们看来：拿人家手软，吃人家嘴短。他们的经验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原因只有一个，他们就是这样活下来的。
    出生在这种家庭的孩子，被那时的学校称为“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他们是提高分数线的主力，也是朴素和老实的典型。他们决不与人争，裤腿接了又接，当同学笑话他们时，父母会这样安慰道：“自自己的路，让他们去说吧！”或者“与其用资产阶级的金钱装饰自己，不如用无产阶级的头脑武装自己！”
    于是，这些“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认定了知识就是一切，而且不能和钱有关——他们仍然承袭着父母的安全模式，保持着计划经济时的生存经验。
    他们对自己的家庭教育和优异成绩非常自信，他们认为这些头脑中的庞大数据足可以让他们在将来的事业中成为精英，而且，他们仍然喜欢父母那个年代的苏联歌曲，致力于父母指定的专业，甚至听从父母指定的配偶！
    因此，当他们学成后走入社会，如果突然遇到有人送礼或请客，第一反应是“拒绝”，本质上，是他们无法适应这种互动模式，因为他们、我们从小没有过与小朋友，包括“野孩子”们之间的互动经验，只知道与外界接触是危险的，不许拿别人的东西，也从不拿东西给别人，我们的经验里没有分享意识，没有调整关系的意识，更没有交易（交换）意识。然而，我们忘了，现在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年代，人与人之间早已形成约定俗成的利益关系。

                                                                                                                                                          三
    症结找到了，就要去修正。对于我而言，在童年时期的确有过出门受欺负的经历。因此，那个恐惧让我验证了妈妈的教导，可是我并不知道，正是因为我带着那种“出门一定会有危险”的意识，才会出了危险。这就如同那个春秋战国时期的寓言：一个郑国人丢了斧子后，怀疑是隔壁的邻居偷的，因此他在暗中观察那位邻居，怎么看怎么觉得他都像偷斧子的人；可过了两个月，他在柴房里找到了斧子，便再看那个邻居，却越看越不像偷斧子的人——
    当一个人认定某事要发生时，意识就会先入为主。并坚定地认为“就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孩子也不例外，当我得到“外面是危险的”暗示后，外面自然变成危险的所在。因此，我阻断了与环境接触的机会，不许自己与同龄相处，而如果出现问题，第一个念头当然是回家，而不是自己调整。因为我不会，没有学过，因此“母亲是对的，只有她能保护我！”久而久之，我深化了这种经验，将它纳入我生存的信条。
    这种不肯走出去推销自己，就是果，而童年时期的经验，就是因。佛教的因果论与心理学的精神分析是相当契合的。同时，它也指点迷津，告诉我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只要修改因，果就会有所变化。而修改因的方法，就是回到童年的感受里，找回群体游戏的本能，让当年的自己——那个儿童到别人家去玩，把自己的礼物与小朋友互换，和小朋友们相处融洽，让我们彼此接受，共同游戏在大院里……